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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名词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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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9 18:33: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名词解释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双簧信: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复古主义者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却暂时没有人公开出来讲话。于是钱玄同把社会上的各种反对意见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予以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借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注意。
林蔡之争: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琴南)。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 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鸳鸯蝴蝶派: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黑幕小说: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中国黑幕大观》洋洋百万言,涉及社会各界人物、事件,但不外乎都是些风流案件、私娼秘史之类,专以揭露阴私、泼污水、进行人身攻击为能。虽然揭露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但在写法上赤裸裸地描绘现实,社会效果适得其反,有些作品还成了军阀、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后即销声匿迹。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其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 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直觉"、"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张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创作上的流派特色十分明显,他们的作品大都侧重表现自我,带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翻译大多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作品。 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作家发生分化,提倡革命文学,并从行动上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进一步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郁达夫因为与创造社个别成员意见不合也退出创造社。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成员,如冯乃超等。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
新月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周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语丝社:得名于《语丝》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11 月,1930年3月停刊,语丝社随之消散。《语丝》主要撰稿人有孙伏园、周作人、鲁迅、林语堂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浅草-沉钟社: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并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写作抒情诗,但最有影响的是爱情诗,风格清新、自然、天真、率直,表现了对传统封建世俗大胆反叛的精神,艺术上也较成熟。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
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在欧美、日本话剧运动的影响下,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改编演出《黑奴吁天录》等话剧。辛亥革命前后,新剧团体很多,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新剧很繁荣,以演家庭伦理戏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其原因:一是新剧商品化,迎合小市民趣味,内容庸俗低下,二是新剧都是幕表戏,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分场的故事梗概,由演员上台随意发挥,艺术水平和演技很难提高。"五四"文学革命批判堕落的文明戏,一些戏剧家提出"爱美剧"口号,中国话剧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阶段.
爱美剧: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非职业戏剧运动,简称爱美剧。"爱美剧"系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爱美剧"指业余演剧。1921年1月,汪优游在"五四"新思潮推动下,针对文明戏商业化的弊病,首次提出脱离资本家的束缚、仿西洋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的设想,并与陈大悲等13人成立了民众戏剧社。不久,陈大悲著《爱美的戏剧》,遂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于是爱美的戏剧迅速取代已经没落的文明戏,成为20年代初期中国话剧活动的主流。爱美的戏剧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中心在北京、上海。它是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最初的尝试,在批判文明戏的基础上,介绍西方戏剧的学说与方法,对中国话剧进行了革新。因而是文明向现代话剧过渡的产物,从理论上使新的戏剧观念进一步完善、具体化,主张"教化的娱乐"等等。
南国社: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是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了话剧创作《获虎之夜》等,后又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开展话剧创作活动主要是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创作的剧本《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等。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的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往往带有伤感成分和浪漫色彩。它在中国话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它的成员,以后不少成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骨干人才。
象征诗派: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革命+恋爱小说: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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